历史背景

尽管这段时期的社会经济十分惨淡，但以德国进取精神为源头的各种新思想仍在不断涌现。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在埃森市经营现代钢铁厂，奥古斯特·博尔西格在柏林创办了冶炼厂，开启了一个以重工业、高炉和蒸汽铁路发动机为代表的新时代。但是，强大的官僚主义和尚未废除的贵族特权对工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1854年，汉诺威终于加入了30年前由普鲁士发起的德国关税同盟。自此，德国经济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但社会进步却明显没有跟上步伐。童工仍然是合法的，1854年通过的一项普鲁士法规只是把童工的最低年龄提高到了12岁。

阿道夫·门采尔的画作很好地展现了19世纪中期发生的社会变化。门采尔是一位心胸开阔的艺术家，他擅长描绘周围的世界。19世纪50年代之前，他主要画风景画、肖像画和风俗画。他还画了一些历史画，当时他最喜欢的绘画主题是弗雷德里克二世。这位国王的几幅肖像画生动再现了弗雷德里克二世和宫廷画家安托万·派斯涅周一起骑马、吹笛的场景。1847年，门采尔创作了两幅反映当代社会话题的作品：《柏林波茨坦的铁路》和《两个获得选举权男人的画像》。1854年，他创作出了著名的习作，描绘了克拉拉·舒曼和小提琴家约瑟夫·约阿希姆。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才开始致力于展现工业革命，《轧钢厂》是典型代表作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直接展现的主题也能恰如其分地反应时代精神。例如，门采尔并没有描绘过1849年柏林的路障和大火，但他创作的举着火炬的学生队伍的画面也可以理解为对暴乱的谨慎暗示。

总而言之，1853年不是发展乐器制造产业的理想时间。那一年不知道有多少像卡尔·贝希斯坦一样的年轻工匠投入乐器制造业，但他们的梦想已然被巨额债务迅速淹没。

卡尔·贝希斯坦在柏林中心的腓特烈广场附近开设了工厂。

柏林的崛起

19世纪50年代中期，柏林已经是一座颇具影响力的城市，但与它后来著名的文化大都会的发展规模还相差甚远。早在几十年前，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就提出了“施普雷河畔的雅典”这一富有远见的文化理念。拿破仑正在模仿罗马帝国重建巴黎，而柏林将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雅典——一座洋溢着艺术、科学、诗歌和哲学气息的大都市。作为对法兰西帝国政治和军事霸权主义的回应，著名的普鲁士科学家洪堡提出，科学就是力量。这一观点适用于19世纪中叶，也同样适用于今时今日。

此外，柏林是众多音乐家在欧洲旅行的必经之地。普鲁士富人热爱音乐，原因很简单。音乐能传递给他们古塞西拉岛那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在当时的政治动乱下，他们期待能从音乐中获得一丝安慰。因此，柏林的资产阶级十分青睐钢琴这种不断改良并且容易学习的乐器。卡尔·贝希斯坦于1846年（有资料显示是1848年）来到柏林，开始与戈特弗里德·佩劳合作。佩劳的工作室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豪斯沃泰广场。和克斯汀一样，佩劳制造的传统钢琴在柏林享有盛名，但佩劳绝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制琴师。而同时期的西奥多·斯托克则极具创新精神，他研制的钢琴击弦机和键盘，时至今日仍然出类拔萃。

1848年秋天，贝希斯坦受托管理佩劳的工作室，但他不久便辞职了，并于次年的夏天就去了伦敦，随后又去了巴黎，跟随两位伟大的制琴师提升制琴技艺。这两位制琴师分别是让-亨利·佩普和让-乔治·克里格尔斯坦。让-亨利·佩普出生于德国扎尔施泰特市，独具创新能力，拥有120项发明专利。他的创造力给贝希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让-乔治·克里格尔斯坦极具制琴天赋，还让贝希斯坦接触到了当时最新的商业管理和实践。克里格尔斯坦的成功，源自于他在1842年大胆推出的一种创新立式钢琴。这种钢琴只有130厘米高，简洁紧凑，功能强大，各音区完美平衡。这种立式钢琴钢琴一经推出，就轰动一时并投入了批量生产。

卡尔·贝希斯坦在巴黎学习期间，埃拉德品牌钢琴在当时也很有名。该公司的创始人塞巴斯蒂安·埃拉德极具传奇色彩，他对钢琴进行了多种改进和创新，他研制的双擒纵击弦机至今仍广泛使用在三角钢琴上，只做了一些现代化改进。19世纪中期，每个音乐爱好者都知道弗朗茨·李斯特偏爱埃拉德钢琴。我们无法确定贝希斯坦是否见过塞巴斯蒂安的侄子皮埃尔·埃拉德。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贝希斯坦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十分清楚埃拉德钢琴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皮埃尔·埃拉德从1831年开始经营家族企业，直至1855年去世，毕生致力于巩固埃德拉钢琴的市场地位。在皮埃尔·埃拉德的努力经营下，巴黎和伦敦的工厂每年生产近2500架埃德拉钢琴，埃拉德音乐厅成为了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厅之一。皮埃尔·埃拉德还在创始人塞巴斯蒂安于1820年买下的德拉梅特酒庄大肆举行狂欢盛宴，吸引了巴黎的名流贵族。皮埃尔·埃拉德的巨大成功是否给卡尔·贝希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决定要变得和埃拉德一样成功？答案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贝希斯坦将在未来几十年取代埃拉德，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钢琴制造商。

卡尔·贝希斯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料显示，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青年时不写日志，老年时不写回忆录。从他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充满自信的男人。其中的一张照片中他站着，左肘依靠在一架立式钢琴上，宽阔的肩膀上披着一件富于浪漫时期风尚的大衣。这样一个人在巴黎的高级沙龙里绝对引人注目……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演奏C. Bechstein

1852年回到柏林后，贝希斯坦担任了佩劳工厂的经理。但第二年，他就再次启程前往巴黎，担任克里格尔斯坦工厂的经理。然而，几个月后，他又离开了巴黎。这次离开是因为他和一位来自勃兰登堡施特劳斯堡的年轻女子路易丝·多林的爱情，1856年贝希斯坦与这位女子结婚了。

勃兰登堡门，一个新兴文化大都市的象征。（约摄于1850年）

卡尔·贝希斯坦创办自己的企业

贝希斯坦重新回到柏林，并再次成为佩劳的得力助手。从1853年10月1日起，佩劳允许贝希斯坦在位于贝伦大街56号仓库的上层制造自己的钢琴。贝希斯坦之所以决定留在柏林发展，有一种猜测是他知道佩劳会允许他在管理工作室的同时，单独另做自己的工作室。但这种解释说不太通。一个更好的解释可能是，佩劳拒绝采用贝希斯坦在巴黎学到的创新制琴技术，贝希斯坦才开始自己制造钢琴。无论如何，两人都达成了君子协定。尽管贝希斯坦早在1853年就开始在钢琴上署名，但正如官方文件所称，贝希斯坦在1856年才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从柏林的地图上可以看出，贝希斯坦工作室设在贝伦大街上，选址具有战略意义。贝伦大街紧邻大都会剧院(1846年更名为轻歌剧院)，与昂特登林登大道平行，并穿过夏洛特街和弗里德里希街。这两条街道和贝伦大街是柏林权贵居住的地方。

此外，贝希斯坦的工作室临近歌剧院、勃兰登堡门、宪兵广场和莱比锡街。宪兵广场上有浪漫主义作家E.T.A.霍夫曼经常光顾的卢特尔&韦格纳酒吧，而莱比锡街上居住着音乐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和其他富有文化气息的富人。由此可见，卡尔·贝希斯坦对工作室的选址是经过深思熟虑、极具远见的。

贝希斯坦家族的三大美德：勇气、创造力和毅力。

各种出版物都强有力的证实，贝希斯坦家族具有随性而又务实的性格特征。1926年，卡尔·贝希斯坦诞辰100周年之际，哥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贝希斯坦出生于农民和工匠家庭，他的祖先们在图林根州的各个村庄生活了数百年，主要散布在劳查河畔、兰根哈因、特肖森和奥鲁夫。文章还指出，这个家族中有几位成员是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考虑到图林根州悠久的音乐传统，这并不奇怪。其中的一位家族成员约翰·马特乌斯·贝希斯坦，最初研究神学，后来又学习自然科学，他在特肖森创立了一所林业学校，后来成为了德雷西萨克/迈宁根林业学院的院长。他的侄子路德维希·贝希斯坦出版了一本关于图林根的传说和故事集，对普及德国中世纪的历史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这本传说和故事集也是理查德·瓦格纳创作《唐怀瑟》的灵感来源之一。路德维希·贝希斯坦曾被萨克森-迈宁根公爵任命为图书管理员和宫廷顾问，这是十九世纪贵族赞助艺术活动的一种常见形式。路德维希·贝希斯坦于1860年在迈宁根去世。

卡尔·贝希斯坦在图林根州哥达镇的出生地

卡尔·贝希斯坦的父亲是路德维希·贝希斯坦的堂兄弟，住在劳查河畔。卡尔·贝希斯坦的父亲是一名理发师，工作努力，闲暇时会弹奏斯皮内琴。1831年，贝希斯坦的父亲去世了，年仅42岁，留下了三个孩子，而卡尔·贝希斯坦年龄最小，只有5岁。不久之后，卡尔·贝希斯坦的母亲再嫁给了迪顿多夫教堂的合唱指挥家约翰·迈克尔·阿格特。这位合唱指挥家对自己的女儿和新婚妻子的三个孩子要求很严格，他教导卡尔·贝希斯坦学习演奏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1840年，卡尔来到埃尔福特市，跟随钢琴制造商约翰·格莱茨当学徒，当时卡尔的姐姐艾米丽已经和格莱茨订婚，并于1844年嫁给了他。

尽管格莱茨是个酒鬼，但他的手艺并不差。不幸的是，在四年的学徒生涯中，卡尔不得不应付师傅的坏脾气。因此，他的童年和青春期并不是特别快乐。这可能影响了他的性格，他被同时代的人描述为一个特别严肃，但也和蔼可亲和温文尔雅的人。此外，卡尔·贝希斯坦很节俭，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离开和普莱耶尔一起工作的德累斯顿前往柏林时，为了节省鞋子，他一直光着脚走路。此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自我教育。例如，他在佩罗的工厂工作时，利用难得的闲暇时间学习法语。

青年时期的卡尔·贝希斯坦

年轻的贝希斯坦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在他选择的道路上毫不动摇地持续前进。如上所述，这条路带着他走出柏林，走向伦敦，来到巴黎，然后又回到了柏林。1853年，他在位于贝伦斯街的狭小的工作室里，耗时九个月制造出了最早的两架贝希斯坦钢琴。

卡尔·贝希斯坦于1853年创立了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他的亲戚路德维希·贝希斯坦是一位知名作家，于同一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一本德意志传说和故事集。这本著作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作者更是声名鹊起。在这位炙手可热的著作家的光环影响下，卡尔·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也机缘巧合地进入了柏林上流社会，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制琴经营之初，贝希斯坦和佩劳共事时所接触的著名艺术家对他的制琴公司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这些艺术家包括服务于皇室的钢琴教师西奥多·库拉克，他盛赞了贝希斯坦制作的第一架钢琴，极大地提高了贝希斯坦钢琴的声誉。库拉克曾师从于卡尔·车尔尼，被誉为“古典音乐大师”。1850年，库拉克与小提琴家朱利叶斯·斯特恩、作曲家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共同创办了一所教授声乐、钢琴和作曲的音乐学校，也就是著名的斯特恩音乐学院的前身。

从经济角度看，在柏林成立公司在当时是明智之举。普鲁士是19世纪中叶德国最大、最有实力的国家。在那个时代，各国的统治阶层对进入其领土销售的货物肆意征收关税，严重损害了德国境内的商品流通。由于普鲁士在当时的关税同盟中占主导地位，柏林的公司在交易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商业优势。

早在19世纪中叶，制琴行业就出现了劳动分工，这是进行钢琴生产经营的另一有利因素。J.C.L.伊泽曼于1842年在汉堡开设了德国第一家击弦机制造厂，同一年查尔斯·格林和亨利·施罗德在巴黎也开设了一家击弦机制造厂。1846年，摩根斯特恩和康拉德在莱比锡创办了一家类似的企业，1854年，莱克斯沃开始在柏林生产钢琴击弦机。而就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853年，贝希斯坦刚刚推出了第一批钢琴成品。所有这些公司都采用了标准化生产，这使得钢琴击弦机的价格变得更加合理。

卡尔·贝希斯坦经过仔细规划，决定进一步发展他与知名艺术家的联系。继西奥多·库拉克之后，另一位钢琴家汉斯·冯·彪罗也对贝希斯坦钢琴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斯·冯·彪罗来自德累斯顿，这位青年艺术家曾师从弗朗茨·李斯特，是一位行业新秀，在音乐演艺界初露才华。

当贝希斯坦在对他最初制造的两架钢琴进行涂胶、抛光和上漆工作时，彪罗正在远方一个德国王子居住的庄园里投入地进行表演。彪罗在当地颇有名声，但他仍需依赖他母亲的经济支持。他是一位出色的演奏家，注重音质，同时更加注重对音乐的完美演绎。为了促进自己的事业，彪罗于1855年移居柏林，接替了库拉克在斯特恩音乐学院前身音乐学校的教学工作。初到普鲁士首都柏林时，彪罗住在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的家中，位于贝伦大街4号，临近贝希斯坦的制琴工作室和佩罗的仓库。

一架为上流社会定制的富丽堂皇的贝希斯坦钢琴

同时代演奏家激发的灵感

1855年4月，彪罗在给他的尊师李斯特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柏林很难找到一架像样的钢琴。谈到当时库拉克大力推广的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斯托克钢琴时，彪罗称它们是世界上最差劲的钢琴，跟佩劳制造的钢琴相比，质量堪称低劣。彪罗还提到，他受雇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协会——一个新教慈善组织——进行音乐会表演时，他宁肯选择佩劳或者克莱姆制造的钢琴。克莱姆钢琴备受克拉拉·舒曼的推崇，制造总部位于杜塞尔多夫。这封信没有提到贝希斯坦钢琴，原因很简单，1855年卡尔·贝希斯坦还没有开始制作用于音乐会演奏的三角钢琴。

和贝希斯坦一样，彪罗也刚刚开启职业生涯。1855年，彪罗只有25岁，贝希斯坦29岁。接下来的1856年对于贝希斯坦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他结婚了，并扩大了他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雇佣了更多的员工，从此具备了合法的经营形式。同年的另一件大事，则是李斯特在柏林开办音乐会期间，所使用的埃拉德钢琴无法承受这位钢琴大师激情澎湃的弹奏，琴弦接二连三断裂。这一事件激发了贝希斯坦的决心，他要制作一架能够承受像李斯特这样的钢琴大师激情弹奏的真正的音乐会三角钢琴。

贝希斯坦在1856年成功制造出了他的第一架音乐会三角钢琴。一些资料称这架钢琴是他制造的第100架钢琴。这种说法的可信度非常低，因为直到1859年贝希斯坦只制造了176件乐器。另一个可能性是，贝希斯坦为他制造的第一架音乐会三角钢琴选择了100这个整十数的序号，并通过后续的乐器制作来填补前面空缺的序号。

贝希斯坦把他的第一架音乐会钢琴交托给了彪罗。彪罗发现这架钢琴不仅采用了最先进的制琴技术，而且采用铸铁部件，非常牢固。从1857年年初开始，彪罗在贝希斯坦钢琴上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成功的演奏。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856年，彪罗就已经开始使用贝希斯坦制造的钢琴进行演奏。那架钢琴可能是贝希斯坦于1854年制造的第二架三角钢琴，不是一种音乐会三角钢琴，也没有采用革新的技术。此外，彪罗还在私人演出时使用贝希斯坦制造的立式钢琴，这些钢琴都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接纳和认可。

1857年1月22日，彪罗举行了一场意义非凡的音乐会，他首演了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布赖特科普夫与黑特尔音乐出版社早在三年前就与李斯特终止合作，因此当地媒体对音乐会的评论不一而足，但彪罗公开表示支持李斯特。这种态度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与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李斯特订了婚，并将于1857年秋季结婚（柯西玛·李斯特后来再嫁给了理查德·瓦格纳）。然而，除了家庭纽带的影响因素外，彪罗确实对他的老师李斯特的作品充满了热情，他说多亏了贝希斯坦出色的乐器，他才能把李斯特的作品完美地呈现出来。

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使彪罗一鸣惊人，进入了李斯特和瓦格纳的视野。这场音乐会不仅促进了贝希斯坦乐器的销售，也奠定了公司的发展理念。《B小调奏鸣曲》，特别是其中最后几个八度，对钢琴演奏者和钢琴的的要求很高。作为李斯特学派的一名正统成员，彪罗在演奏中直接运用手臂和双手的力量，与早期浪漫主义钢琴家崇尚优雅和灵活的指尖演奏的风格截然不同。

创新精神

卡尔·贝希斯坦一开始就抓住了时代的精神，制造立式钢琴。随后，他又成功制造了音乐会三角钢琴，使演奏家能以一种新的充满感情的方式展现音乐的魅力。当时，大众的思想十分保守，特别是在柏林。人们更偏爱维吉那小键琴，因为它十分优雅，适合放置在客厅，并且声音悦耳柔和。在柏林这一被称作“施普雷河畔的雅典”的文化艺术中心，另一种更受欢迎的乐器是庄严的利拉夫吕格尔琴，它相当高，只适合放置在富人家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立式钢琴，立式钢琴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卡尔·贝希斯坦别具洞见，他明白立式钢琴是潮流趋势，早在1853年就坚持制做立式钢琴。从历史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骄傲地倚靠着他的第一架立式钢琴，琴弦以对角线的方式装配在琴上，琴身只有120厘米高。

回到1857年1月彪罗使用贝希斯坦三角钢琴演奏的那场轰动一时的音乐会。音乐会次日，彪罗在给李斯特的信中写道，他演奏用的钢琴是由一位叫贝希斯坦的人制作的，远远优于埃拉德钢琴。三周后，彪罗在给这位大师的另一封信中抱怨说，那架贝希斯坦三角钢琴被卖掉了，所以他必须再找一架钢琴来参加莱比锡的音乐会。自此，贝希斯坦和彪罗之间开始了贯穿他们一生的伙伴关系。

汉斯·冯· 彪罗

营销天才

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贝希斯坦沿用了埃拉德钢琴在巴黎所使用的营销策略——迎合各种艺术家的需求。这种做法在柏林是独树一帜的。贝希斯坦和各种艺术家进行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彪罗的需求。

1856年对于贝希斯坦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他结婚了，并扩大了他在贝伦大街的工作室，雇佣了更多的员工，从此具备了合法的经营形式。同年的一件大事，是李斯特在柏林开办音乐会期间，所使用的埃拉德钢琴无法承受这位钢琴大师激情澎湃的弹奏，琴弦接二连三断裂。这一事件激发了贝希斯坦，使他决心制作一架能够承受李斯特这样的大师激情弹奏的真正的音乐会三角钢琴。

那是一个音乐理念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1849年，李斯特开始为魏玛交响乐团创作新潮而又复杂的“交响诗”。1841年，卡尔·贝希斯坦在巴黎工作时，阿里斯蒂德·科尼科尔为巴黎附近的圣但尼大教堂建造了一架新的管风琴。这架管风琴音域非凡，融合了法国管弦乐队的所有音域，是浪漫主义时期管风琴的杰出之作。随后，拿破仑三世委托科尼科尔为包括拉玛德琳教堂在内的其他巴黎教堂制作类似的管风琴，这证明了在19世纪50年代新音乐理念出现时，管风琴制造师在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1858年拉玛德琳教堂的管风琴演奏者，正是卡米尔·圣桑，他那激动人心的即兴演奏吸引了所有的巴黎市民。他后来成了贝希斯坦钢琴的狂热爱好者。

弗里德里希·拉德加斯特是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管风琴制造者，他曾师从于科尼科尔学习管风琴制作，并在1855年翻新并扩大了默赛堡大教堂的管风琴。这台令人印象深刻的乐器有81个音区，促使弗朗茨·李斯特重新审视他为赞美诗《Ad nos, Ad salutarem undam》(专为管风琴而作)创作的幻想曲和赋格，并创作了B-A-C-H前奏曲和赋格。李斯特意识到管风琴在浪漫主义音乐作品涌现中的重要性，曾几次特意到拉玛德琳教堂聆听他的同事圣桑的管风琴演奏。此外，李斯特还拥有一架特别的钢琴，这架钢琴因其具有三个操作装置和“脚键盘”而闻名于整个欧洲。这架钢琴是亚历山大·皮埃尔·费尔斯在巴黎用一架脚踏式风琴和一架埃拉德三角钢琴制作的。1855年7月，李斯特在给维也纳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乐器是“按照他的要求定制”的，能展现美妙的音效，细微的差别、卓越的音质和丰富的音色，实现了“管风琴和钢琴的和谐统一”。

在这种风潮的引领下，一种新的浪漫主义音乐理念在短短几年内就初具雏形，而以未来为导向的乐器制造商们也努力迎合新的音乐品味。虽然卡尔·贝希斯坦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的人，但他胜在能仔细考虑音乐品味的变化，并改进乐器制作，由此诞生了那个时代钢琴家们所渴望的乐器。这是他成功的关键。得益于他敏锐的听觉，他创造出了被他的朋友彪罗称为“贝希斯坦多彩钢琴”的美妙音色。

声名鹊起

此时，卡尔·贝希斯坦急需解决一个物流问题：怎样将音乐会三角钢琴运输到彪罗的演奏场地？随着德国铁路网的不断扩大，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再次受益于他所处时代的技术进步。1857年11月下旬，彪罗写信给他的朋友亚历山大·里特，亚历山大·里特将于12月1日在波兰什切青举行一场音乐会，届时将演奏李斯特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彪罗在信中写道：“我认为贝希斯坦是德国最好的钢琴制造商，虽然他至今只生产了三架三角钢琴。当我匆忙赶到他身边时，他已经通过铁路把钢琴运送走了，可能已经运达什切青火车站，只等着被取走了。”与埃拉德钢琴相比，贝希斯坦钢琴因为它微不足道的产量仍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但贝希斯坦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致力于让客户满意的企业家，采用了独树一帜的营销和售后策略。

1860年彪罗在巴黎逗留期间，在3月6日给贝希斯坦写了一封信，强调了关税壁垒如何阻碍了柏林和维也纳之间的贸易活动：

“亲爱的贝希斯坦先生，我最亲爱的朋友，我的妻子希望您能施以援手，帮忙运送一架三角钢琴到维也纳，因为我将于3月25日在维也纳和爱乐乐团一起演出。我想要使用您的钢琴而不是贝森朵夫或施特莱切钢琴，是出于一定的私心，我想要使用您的钢琴来达成更好的演奏效果。从另一方面来说，我更是想要借助标有您名字的钢琴来实现您暂时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在海外提高你的声誉。您工作室的钢琴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我的才华，比其他任何一架钢琴都更适合，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坦白来说，您可以想见，在维也纳用一架德国钢琴演奏肯定会使我树敌不少。特别是，使用您制造的钢琴也将使我不得不面对奥地利帝国所有的钢琴制造商。尽管有着重重顾虑，我仍将坚持我的想法，使用您制造的钢琴，不仅我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您的声誉。您的名字很快就会像几十年前的施特赖彻或今天的埃拉德一样享誉德国……您在信中指出了我的计划在金钱方面的缺陷，并认为这些缺陷的不良影响超过了对提高贵公司声誉的助益作用。因为我不是财务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会在这方面做出过多评论，但是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承担运输费用和关税。。。。。。尽管我的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障碍，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钦佩您所取得的成就。”

这封信表明，彪罗对贝希斯坦钢琴的执着程度不亚于对李斯特或瓦格纳音乐作品的执着程度。对于彪罗来说，贝希斯坦所创作出来的绝佳音色和这两位作曲家开创的新的音乐理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弗朗茨·李斯特在魏玛使用的贝希斯坦三角钢琴

1890 - 1900

与此同时，卡尔·贝希斯坦享有“法院经济顾问”的头衔，他名望极高，以至于被昵称作“普鲁士的赫拉德”。1892年10月4日，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当时林克街的贝希斯坦大厅开幕了。这座建筑是由音乐会经理赫尔曼·沃尔夫提议的，按照弗朗茨·施韦滕的规划建造而成。施韦滕不久前才对柏林爱乐音乐厅进行了改建。《音乐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描述的：

“为庆祝贝希斯坦音乐厅的揭幕，将举行为期三天的音乐节。10月4日，汉斯·冯·彪罗先生将演奏莫扎特的《C小调幻想曲》、贝多芬的《离别曲》、勃拉姆斯的几首新作、舒曼的《狂欢节》和基尔的作品号12的《C大调幻想曲》。10月5日，约瑟夫·约阿希姆弦乐四重奏乐团将演奏勃拉姆斯的多首作品，维也纳音乐大师勃拉姆斯本人也将亲自参与演出(弦乐四重奏、单簧管和弦乐五重奏、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最后一天10月6日，安东·鲁宾斯坦将演奏他杰作之一：《六重奏》(Sextet for Winds)。”

六年来，彪罗一直在指挥一个乐团，此时已经成名，并更名为“柏林爱乐乐团”。彪罗因其冗长的演讲被昵称为“音乐会演说家”，但他却是德国首都文化生活的重要人物。然而，没有人知道1892年为庆祝贝希斯坦音乐厅揭幕而举行的音乐会也是这位指挥家的最后一场演出。他于两年后去世，他的遗孀玛丽·冯·彪罗在出版他的信件集时写道：

“随着头痛加剧，他决定求助于施维宁格教授，他是通过俾斯麦认识的施维宁格教授。音乐会前一天，他停止了热水洗头的疗法。因为疼痛加剧准备不足，他十分焦虑，担心记不住乐谱，但是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不断弹琴来减轻焦虑。那一天很痛苦。当他离开家去音乐厅的时候，曾说任何今晚朝他脑袋开枪的人都将是他的朋友。”

贝希斯坦在柏林郊区埃尔克纳的别墅

告别彪罗

1892年10月4日，赫尔曼·沃尔夫邀请柏林上流社会人士参加新音乐厅的揭幕典礼，但没有人知道这将是彪罗的告别演出。汉斯·冯·彪罗最后一次让观众为音乐痴狂。这位伟大的钢琴大师，能够向那些聆听他演奏的人展示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财富，在今晚之后，他永远地沉默了。”

《新音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柏林的贝希斯坦音乐厅：“它并不大，只能坐500人，特别适用于钢琴独奏、室内乐、抒情歌谣等亲密的音乐会，也可举办讲座。它无疑满足了柏林音乐生活的需要……该建筑由宫廷建筑师施韦滕规划建造，不仅装饰精美，音响效果也很好，三场开幕音乐会印证了这一点。施韦滕的灵感可能来自我们的歌唱学院，进入贝希斯坦音乐厅时，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更小的学院。”

贝希斯坦音乐厅的设计风格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科林斯式的圆柱构成了白色和金色的墙壁。丰富的粉饰灰泥造型装饰着天花板。在舞台后面的壁龛里有一尊波吕许谟尼亚雕像，这是卡兰德里教授模仿古代模型创作的作品，意在强调贝希斯坦在“普雷河畔的雅典”中的杰出地位。音乐厅落成时就有电力供应，但庄严宏伟的楼梯直到1893年才完工。(贝希斯坦音乐厅在1944年的一次空袭中被完全摧毁。)

非凡人生，走向尽头

19世纪90年代中期，卡尔·贝希斯坦的年收入超过30万马克，拥有近475万马克的财富。他的生意蒸蒸日上，并于1897年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的莱森伯格大街建了一家新工厂。但三年后的1900年3月6日，他去世了，葬于本地的新教墓园，三个月后他的妻子也相继去世。作为19世纪下半叶企业家的典型代表，他杰出的职业生涯建立在对德国美德和西方价值观的坚守和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上。作为一个关心员工福利的家长式管理者，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老板，因为他总是对养老金计划、医疗保险和罢工持怀疑态度。

贝希斯坦去世后，柏林皇家瓷器制造公司KPM为他推出了一套纪念品，咖啡杯上印有他的肖像和文字说明：“卡尔·贝希斯坦，1826-1900”。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独裁统治的终结。一个新时代从20世纪开始，公司从此由他的儿子们接手经营，进入了家族管理时代。

贝希斯坦欧洲生产基地，位于捷克共和国的赫拉德茨-克拉洛韦

欧洲子公司

贝希斯坦捷克钢琴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并于2007年收购了波希米亚制琴公司。那一年，公司租赁了新的现代化的生产设备，重组了生产结构以适应德国的质量标准，并正式成为了贝希斯坦的子公司，更名为“贝希斯坦欧洲钢琴制造公司”。在同一时期，W.HOFFMANN系列钢琴的设计得以改良，生产规模扩大，至2008年底，W.HOFFMANN系列钢琴的整个生产流程都在捷克生产基地进行。经过与韩国三益公司的短暂合作后，贝希斯坦制琴公司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只供应欧洲制造的乐器。W.HOFFMAN系列产品包括优质的首次演出用钢琴以及中档钢琴，与亚洲竞争对手相比，拥有压倒性的质量优势。

由贝希斯坦欧洲钢琴制造公司生产的W.HOFFMANN品牌由此跻身贝希斯坦钢琴之列。W.HOFFMANN品牌能被收入贝希斯坦制琴公司旗下，主要原因在于它源远流长的德国和欧洲传统。W.HOFFMANN制琴公司于1904年创立于柏林，1953年搬到朗劳。20世纪60年代中期，该公司已经生产了7万架钢琴，1977年被欧忒耳珀W.HOFFMANN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是由位于塞芬诺斯多夫的贝希斯坦研发中心研发设计的，集成了许多高质量的部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三角钢琴的音板都是用生长在欧洲山区的云杉制成的。

如今，齐默曼品牌的定位已接近高端，但它的发展历程却更加出人意料。共产主义时代，所有的齐默曼乐器都是在塞芬诺斯多夫制造的，该品牌因物美价廉而在西德和西欧闻名。目前，齐默曼钢琴的性价比有所提高，虽然生产基地仍在萨克森州，但钢琴的大部分部件都由贝希斯坦制琴公司自己制造，因此齐默曼钢琴也继承了贝希斯坦钢琴的优良品质和音响理念。齐默曼是一个成功的品牌，2011年之前，所有的齐默曼钢琴都是生产于贝希斯坦德国生产基地。

第二条贝希斯坦产品线

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自本世纪初推出以来，在贝希斯坦集团的众多品牌中独树一帜。它是专为音乐院校和音乐厅设计的，因为发达国家政府不断削减对这些机构的资金支持，而类似的机构在新兴国家中不断涌现。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满足了这些机构在专业背景下的密集使用需求和耐用需求。例如，228型钢琴是学院系列中尺寸最大的钢琴，与20世纪初经常出现在中型音乐厅的8英尺大钢琴的尺寸相似。这一型号的钢琴适用于所有的钢琴作品，包括独奏作品，与室内乐团的合奏作品，以及几乎所有为钢琴和管弦乐队创作的协奏曲。所有的贝希斯坦学院系列钢琴的击弦机都采用国际标准，精准无比。

在21世纪初，卡尔·贝希斯坦的名字仍然直接与C.贝希斯坦品牌的顶级乐器联系在一起。C.贝希斯坦品牌系列是德国钢琴制造的巅峰之作。公司推出D型音乐会三角钢琴后，数年内都与著名钢琴家保持了频繁直接的交流，这些交流促使公司重新考量经营理念。例如，拉扎尔·贝尔曼在柏林的斯蒂沃克音乐厅举行了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他使用了贝希斯坦D型音乐会三角钢琴，演绎了令听众如痴如醉的美妙乐曲，特别是莫杰斯特·彼得罗维奇·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之画》。整个C.贝希斯坦系列在不断得到设计改良，例如，新的C型钢琴的长度为234厘米，相当于古典的8英尺三角钢琴，但它的音量要大得多。由于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世界各地的著名钢琴家无论是进行舞台表演还是录制CD唱片都对C.贝希斯坦系列钢琴青眼有加。

位于萨克森州塞芬诺斯多夫的贝希斯坦制琴基地

新的贸易渠道

如今，所有企业都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物流和配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柏林和杜塞尔多夫的贝希斯坦中心很成功，但公司却仍在增建贝希斯坦中心的原因。新秀钢琴家和知名钢琴家在贝希斯坦中心举办的音乐会吸引了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因此贝希斯坦场馆在所在地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该公司还与多家经销商共同举办了“贝希斯坦日”活动，并在音乐学院举办了系列钢琴比赛，首次比赛于2007年在巴登-符腾堡州举办。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贝希斯坦新闻》，该杂志深受贝希斯坦爱好者的喜爱，主要发布公司新闻、人物专访，以及有关钢琴比赛日程的信息。

近年来的经验证明，美国市场的运行规则比较独特，钢琴需求与整体经济形势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准备打开美国市场的公司来说，总可能发生惊喜。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仍然对有悠久传统和卓越品质的品牌感兴趣，因此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决定亲自打开美国市场的产品销路。

首席执行官卡尔·舒尔茨多次观察到，尽管上个世纪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了政治动荡，但“贝希斯坦”这个名字在这些国家仍保持着显赫的光环。因此，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于2008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附近开设了一家“贝希斯坦沙龙”。

尽管购买贝希斯坦钢琴是很好的长期投资，但有时也需要进行修复。公司有专门的工作室进行钢琴翻新工作，翻新工序依然沿袭了德国钢琴制作的伟大传统。贝希斯坦制琴公司最近翻新了数架非常有名的钢琴，分别是弗朗兹·李斯特在世时拥有的三架钢琴，勃拉姆斯在迈宁根使用的钢琴，和数十年前交付给作曲家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的一架三角钢琴，该钢琴现在归属于贝希斯坦制琴公司。SFB广播电台于1973年购置了一架E型钢琴，但多年来疏于使用。最近，该电台对这架钢琴进行了翻新，年轻的钢琴家兼作家约克·克罗嫩伯格用它录制一张包含贝多芬和舒伯特最后数首奏鸣曲的CD，这张CD获得了巨大成功。

贝希斯坦的工作室每年翻新20到30架钢琴。其中一些技术人员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0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外，该工作室还拥有绝佳的制作材料，能够翻新70多年前制造的音板，使得这些在柏林空袭中幸存下来的音板，能够在新千年重新奏响贝希斯坦传统的瑰丽声音。

成绩斐然

2007年，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共销售了4000多架钢琴，营业额超过3000万欧元。2008年，与韩国三益集团终止合作时，贝蕾妮丝·库伯和卡尔·舒尔茨接手了韩国三益公司的股份，增加了公司的资本，而董事会决定直接在亚洲和美国开拓市场。同时，总部位于柏林的库特有限公司成为了新股东，确保了这家百年企业未来销量的持续增长。尽管千禧年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贝希斯坦制琴公司销售了近五千件乐器，和20世纪初钢琴黄金时代时的销量一样多。

2009年，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在上海开设了中国办事处，由该品牌的忠实拥趸周翔昊先生主持。自从该品牌首次进入亚洲市场，周翔昊先生就一直致力于贝希斯坦钢琴的推广工作。第二年贝希斯坦钢琴在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取了不错的进展。许多音乐学院和类似机构对贝希斯坦钢琴的认可凸显了该品牌卓越的光环，而豪华版钢琴的需求仍然很高。2011年，很多伟大的钢琴家录制唱片时都选择使用贝希斯坦钢琴，这进一步印证了贝希斯坦钢琴的卓越品质和特殊价值。2011年底，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加入了德国奢饰品协会，那是德国第一家奢侈品企业俱乐部。此外，贝希斯坦制琴公司还与中国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德国团队的监督下生产专门针对亚洲市场的平价钢琴。

2012年，公司专注于两条产品线，分别是C.贝希斯坦系列和贝希斯坦精品系列。优质的选材，繁复考究的制作工艺造就了C.贝希斯坦系列钢琴的宏大音量，堪称臻品。德国生产基地制造的“贝希斯坦”精品系列钢琴音色高贵，完美传承了贝希斯坦传统的高贵如歌的声音。

筑梦成真

2013年，公司成立160周年之际，展出了一架耗时三年半制成的镀金钢琴。这架钢琴是根据历史照片，仿照曾经为维多利亚女王定制的镀金钢琴制作的。这充分展现了贝希斯坦公司悠久而尊贵的制琴传统和无与伦比的制琴技艺。

次年，贝希斯坦制琴公司携手高端银器制造商Robbe & Berking，共同打造了富于现代风格的镶有大量银饰的银质之声三角钢琴。

2015年，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展出了一架更加壮观的钢琴，富丽堂皇而又极具帝国风范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三角钢琴，耗时1800个小时，饰有镀金青铜饰品。该架钢琴上的饰品是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与重建德累斯顿圣母教堂雕像的能工巧匠合作制成的。

由于该公司对长期失传的技术的重新掌握和现代研发部门的雄厚技术，贝希斯坦制琴公司不仅擅长制造高质量的经典复制品，而且还擅长研发开创性的新钢琴型号。

如今，贝希斯坦制琴公司是最后一家资本掌握在德国股东手中的顶级钢琴制造商，而它的大多数竞争对手的股份多由亚洲投资者控制。此外，这家总部位于柏林的传统公司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确保未来的蓬勃发展。新进大股东斯蒂芬·弗雷姆斯承诺，必定会保留贝希斯坦钢琴无与伦比的绝妙声音。一个半多世纪以来，贝希斯坦的绝伦声音一直被视为音乐瑰宝。

贝希斯坦制琴公司始终忠于自己的初衷。公司以优良的品质为典范，在光荣传统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勇于开拓新的机遇。公司的愿景是在历史沧桑的种种变迁中，将古老而又经典的“欧洲之声”——贝希斯坦之声延续下去。

这种理念与卡尔·贝希斯坦、汉斯·冯·彪罗、弗朗茨·李斯特、费鲁乔·布索尼、阿图尔·施纳贝尔、威廉·巴克豪斯等杰出人物的智慧遥相呼应——这种远见卓识远远超出了任何金钱层面的考量。